羚羊号历险记 The Return of the Antelope

我的人生哲学

 

每个周末下班的时候，夜幕都已降临。华灯初上，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归家的路上，放弃了更改了味道的奶茶店，由于奶制品价格上涨也不再去梅园，朴素地选择了没有糖的豆浆，吸吮的时候心理荡漾着幸福，满是美好，那逝去的也变得可爱了。

      一个人的地铁，翻阅喜欢的杂志，听钟爱的音乐，回想看过的电影片断，更可以微笑着独自思考。　　　人生有时候就像过家家，搭积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都是那样理想主义，然而当按图索骥，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却发现现实总比最初设想的无情和残酷。那么，会因为路上的坎坷挫折，会因为亲人的离去，会因为某种意义的背叛或是失恋而放弃前行的脚步吗？难道就此一蹶不振，把自己折磨得形容枯槁，面如菜色，人比黄花瘦吗？
　　　就像那天和同事说的，我们对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东西视之为鸡肋弃之如敝履，但这东西一旦有人抢，又是那么不甘心被他人据为己有。
　　　我们又是那么喜欢追寻所谓的新奇的东西，就像我对新生的可爱的妹妹范又米的钟爱，又如小家伙Vieky替代了从前的乖乖，人生总有新的希望，积极的探寻而非被动的等待——尽管这个过程像是母亲孕育小BB一样充满艰辛。急于求成，或是急于看到某个结果，实际上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精神家园，直到暮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么我搭建的理想又是什么呢？一个特色的小书店，充满了书香与温馨，木制的高高的书架，暖烘烘的炉火，软软的沙发，醉心于知识海洋里的读者，这场景在我的书吧似曾相识，亦或在光和作用，还是万圣？都不是，那是一个天堂般梦幻的书屋，远离尘世的烦恼与嘈杂。书店旁边是一个充满五颜六色各种味道各种造型的冰激凌店，那里出售的只是一种感觉——幸福。书店再一旁是家巧克力店，原料可可长期在我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是那朱古力的掌门人。记得看《冲上云霄》的时候，Zoe让Sam每到一个国家都带给她一块巧克力，只为让他记得她。还有那《浓情朱古力》里为心爱的人带上一份巧克力，多么温暖的礼物！因为巧克力＝爱！我家的店里每个人都能够亲手制作爱，体验爱……每个月，我竭力地搜索我所能找到的书店、冰激凌店和巧克力店，因为只有徜徉其间，我才能拥有纯净、温馨、幸福和爱的感觉。
　　　为什么我永远是长不大的，生活在自己制作的童话剧中的呢？如果我的手有足够灵巧，那么我不会让她受到残酷现实的压制与羁绊，手随心动，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我坚信。


      非典的时候，读过微子书评便买了《王蒙：我的人生哲学》，放置了几年没得想起翻看。今年十一的时候，这本书却对我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想那时候正是我最需要它的时刻——我的价值体系正在瓦解、颠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对于人生的态度，看似平平淡淡的拉家常般的絮叨，看似是尽人皆知的通理，然而真正要落实却又有多难呢。王老劝诫式的口吻娓娓道来，告诉我们要拥有怎样的胸襟与风骨、何种气魄，如何面看待自己的处境，面对过去与未来？每周回家临睡前伴着班德瑞一陈不染的音符，品读王老几十载的人生经验与体会，实在有一种瞬间开怀的超然。心情平静的时候，睡眠也格外香甜。 
    

 

 

母亲经常问我：“人体最重要的部位是哪？”过去的几年，我一直在猜测正确答案。年少时，我认为声音对人类很重要，于是我回答道：“妈妈，是耳朵。”妈妈说：“不，耳聋的人也可以快乐生活。再想想，我还会问你的。”

    第二次问我时，已经是几年以后了。经过深思后，我说：“视觉对人很重要，一定是眼睛！”母亲看着我说：“你进步得很快，但是仍然不对。想想快乐的盲人吧！”

    后来的几年，我又给出不同的答案。每次母亲都说：“孩子，你进步很快，但是还不对。”

    去年，祖母去世了。伤痛压抑着每个人，一向坚强的父亲哭成了泪人。轮到我向祖母告别时，母亲又问道：“孩子，你知道人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是哪了吗？”

    我很震惊，母亲竟然在这个时刻把问题抛给我。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游戏。母亲看出我的疑惑，她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母亲看着我，接着她的泪水喷涌而出。“亲爱的，最重要的是你的肩膀。”

    “是因为她托起了我们的头脑吗？”我反问道。

    “不，那是因为当你所爱的人哭泣时，你给了他一个依靠的地方。”母亲说，“亲爱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供他哭泣的肩膀，我只希望你拥有足够的朋友为你提供肩膀。别人会忘记你说的，忘记你做的，但他们绝不会忘记你给他们的感觉······”

     时刻准备好你的肩膀。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经过三十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在新一轮允许追求财富的大潮中重新生长出来的，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三十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浮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继续往前走，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不可能发自内心地把经商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只不过是仕途无望不得已的选择，商人们最终向往、膜拜、在意的还是那个红顶，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这在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与企业家阶层出现同步，这两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在晚清民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同时崛起，并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参与创造历史。他们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说知识分子建立了近代的报业、出版业和新式教育，从大学、中小学到职业教育，那么企业家手创工厂、现代商业和银行，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当的共识，许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有着深厚的友情，北大校长胡适还担任过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原因就是他和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之间的交情。上个世纪50年代，从批陶行知、批胡适、批胡风到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阶层全面挨整，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企业家阶层集体消失差不多同时，意味着近代新兴的两大阶层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建立的并不久远的传统嘎然中断，但是中断并不是消亡，他们的努力已悄然融入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一旦你去挖掘，那些传统还会带着泥土的气息重新浮现出来。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十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历史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因此，找回那个中断的传统，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更好地往前走。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二、

大约在2005年的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由此我把眼光放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出版救国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我关心实业救国的起点，我因此阅读了大量晚清、民国企业家的史料，发现了许多以往忽视的东西，感受到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远没有被呈现出来。由此，我开始在纸上寻找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努力、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遮蔽了。我们对这个阶层、这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的认识几乎都是带着偏见的，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对他们的历史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即使是那些有关他们的传记往往停留在他们经营有术、创业有成的表面上，大多没能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更没有深入他们背后的历史，将他们放在整个大历史中，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还给他们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像法国学者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等有限的一些著作，属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很难被更多的人关注。一部近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史，关于近代企业家的活的历史，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要想复活一个已中断的历史传统，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性的历史条件，但是，将这个被沉埋的传统重新呈现出来，至少今天就有这个可能。

读史的过程是漫长而寂寞的，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在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在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多已无处寻觅，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当我站立在他们曾经努力过的土地上时，我离他们仍然是如此的近，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历史是如此的奇妙，抵达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穿透时间的隧道，在相同的空间想象当初的场景，想象当初的心灵脉动，想象当初建设者的智慧、劳苦和执着，这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在掌握可靠史料的基础上打通时间的界限。回到历史现场，因此而变得十分重要，在那里，往往会有读书所没有的收获，获得对历史新的感悟和理解。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我将自己此行的行程和感受写成了《南通访张謇遗迹》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面，被张謇先生的嫡孙张绪武先生看到了，他邀请我去再次去南通。这一次住了7天，把张謇在南通、启东、海门一带留下的遗迹到处看了一遍，除了重访唐闸镇，把这个昔日进入世界地图的大生二厂、三厂所在地，通海垦牧公司所在的海复镇，以及残留的一段海堤——挡浪墙，狼山脚下为那位殉职的荷兰工程师建的墓址……在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里，实业救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拱卒。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也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兄弟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荣巷中心小学，我们还能找到荣氏兄弟创办的第一家公益小学的遗迹。梅园的梅花开得正闹，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感叹荣氏将私家的梅园免费向社会开放。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行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刻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到天津寻找历史时，我念叨着一句顺口溜：“天津三件宝，永利、南开、大公报。”《大公报》旧址如今是一家眼镜店，在张伯苓创立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校园内，还能找到旧时的建筑，可以缅怀那些逝去的时光。在塘沽永利碱厂内，已找不到范旭东他们创业时的老厂房了，只有大门口爬满了青藤的“科学厅”据说是老屋，厂门外不远的黄海社旧址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天津市区内久大公司办事处的欧式大楼，一家婚纱影楼在租用。遗憾的是范旭东种过菜的那个小院怎么找也没找到，李烛尘住过的老屋倒是有好几处。他们把一个荒冷的小渔村建成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自己住的却都是租用的房子。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南京大厂区，当年“亚洲第一大厂”的雄风已了无痕迹，永利錏厂完成了范旭东从盐到碱再到酸的梦想，如今范旭东广场上范氏的铜像仍在孤独地看着车流往来、长江东去。在乐山五通桥，当我和开车送我前往的王建军大爷，在当地政协一位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永利的老厂，看到范旭东手书那块“新塘沽”的石头，那些石头建造、标明建造年份、至今仍在使用的坚固厂房时，内心曾无比激动，从天津塘沽沦陷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永久黄团体西迁到四川，在这里重建中国化学工业的基地，毫不气馁，毫不退缩，岷江水见证了那一代企业家的精、气、神，他们源源不绝的创业冲动，他们不断与外部环境抗衡的内心世界。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我在《大商人》一书中选择的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不仅他们，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就选择了机械系，他在1918年毕业后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棐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曾造访商务，印象颇深。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一系列的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1922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的科学管理，对于1932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在办大生纱厂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是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华北工业重镇。永利南京錏厂所在的大厂区以前就叫大厂镇，退休的老职工今天仍以“亚洲第一大厂”自豪。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去研究。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题目，对大家多少都有实际的帮助。如果下次我必须再登台演讲，我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再发挥一两次。我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所以我的硕士是在台大历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硕士、有博士，因此我以这两个阶段为主，把我的经验呈现给各位。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位有成就的学者，我也必须跟各位坦白，我为了要来做这场演讲，在所里碰到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同事，因为他们刚离开博士生的阶段，比较有一些自己较独特的想法，我就问他：「如果你讲这个问题，准备要贡献什么？」结合了他们的意见，共同酝酿了今天的演讲内容，因此这里面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生，因为我也总还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硕士论文是二十年前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你说有特别好吗？我不敢乱说。我今天只是综合一些经验，提供大家参考。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 

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二）尝试跨领域研究，主动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得了诺贝尔奖。他曾经在中研院的周报写过几篇文章，在他的言论集里面，或许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复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为读了一个叫做马亨教授的教科书而去美国柏克莱大学念书，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师只给他一张支票，跟他说你要花钱你尽量用，但是从来不教他任何东西。可是隔壁那个教授，老师教很多，而且每天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学习。他有一次就跟那个老师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教我点东西呢？」那个老师就说：「如果我知道结果，那我要你来这边念书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共同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他说其实这两种教法都有用处，但是他自己从这个什么都不教他，永远碰到他只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老师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长。所以这两方面都各自蕴含深层的道理，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两个方式结合起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强调在这个阶段，学习是一种「self-help」，并且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self-help」，而不能再像大学时代般，都是纯粹用听的，这个阶段的学习要基于对研究问题的好奇和兴趣，要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来探索这个领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学习而已，而是学习如何学习，不再是要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学习拿起那一根针，学会绣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学习把目标放在一个标准上，而这一个标准就是你将来要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学去读书，你会觉得我这一篇论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问题的人相比较。我想即使在台湾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情，你的标准不能单单只是放在旁边几个人而已，而应该是要放在领域的普遍人里面。你这篇文章要有新的东西，才算达到的标准，也才符合到我们刚刚讲到那张拉丁文的博士证书上面所讲的，有所贡献与创新。　二、一个老师怎么训练研究生 

第二个，身为老师你要怎么训练研究生。我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哪怕是自然科学的训练，到研究生阶段应该更像师徒制，所以来自个人和老师、个人和同侪间密切的互动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学部坐在那边单纯听课，听完就走人是不一样的，相较之下你的生活应该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识与解答相结合，并且你往后的生活应该或多或少都和这个探索有相关。 

（一）善用与老师的伙伴关系，不断Research 

我常说英文research这个字非常有意义，search是寻找，而research是再寻找，所以每个人都要research，不断的一遍一遍再寻找，并进而使你的生活和学习成为一体。中国近代兵学大师蒋百里在他的兵学书中曾说：「生活条件要跟战斗条件一致，近代欧洲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这个来说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条件与你的战斗条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着老师与同学共同成长的，当中你所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给你无限的启发。 

回想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随便在楼梯口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帮忙解答你语言上的困难，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腊文……等。所以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单只是你的老师，还包括所有同学以及学习团体。你的学习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当我看到有学生呈现被动或是懈怠的时候，我就会用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跟他讲：「作研究生不是请客吃饭。」 

（二）藉由大量阅读和老师提点，进入研究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 

到了硕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论文，其规模都远比你从小学以来所受的教育、所要写的东西都还要长得多，虽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论文情况是如何，但是史学的论文都要写二、三十万字，不然就是十几二十万字。写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如何才能有条不紊、条理清楚，并把整体架构组织得通畅可读？首先，必须要从一千字、五千字、一万字循序渐进的训练，先从少的慢慢写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到可以从一万字写到十万字。这么大规模的论文谁都写得出来，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写作，有这么许多的注脚，还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论述一体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铜钱；是一间大礼堂，而不是一间小小分割的阁楼。为了完成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的架构模型，必须要从小规模的篇幅慢慢练习，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受电脑的影响，我发现很多学生写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导原则，经过慢慢练习会使你的文笔跟思考产生一致的连贯性。我常跟学生讲不必写的花俏，不必展现你散文的才能，因为这是学术论文，所以关键在于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笔当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个人的生命一样，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个人一样带有一点点天生。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内容陈述清楚，从一万字到最后十万字的东西，都要架构井然、论述清楚、文笔清晰。 

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史、英国史的大师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经过世了，曾经有一本书访问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学家，我记得他在访问中说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话，他说他英文文笔相当好，所以他一辈子没有被退过稿。因此文笔清楚或是文笔好，对于将来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达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这里不是讲究漂亮的style，而是论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 

（一）尝试接受挑战，勇于克服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二）论文的写作是个训练过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 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资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资料非常熟悉。 

2.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资料。其他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他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助益，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争吵的一年。我是个不喜欢吵架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能忍耐就是要忍耐的。

      但是，今年是我争吵得最多的一年。和他们，和他，和他们。

      很累，很辛苦，不是吗？

      去年的十二月十日，虽然我不想说，仍然免不了缅怀。那一份安静与激动。

      今年，和同事们一起。

      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我怕孤单，我喜欢和你们一起热热闹闹的。

      无法忍受的清幽与孤单。

      好多事，发生。

      无从说起。

      我们变成这样，是无法想象的。难道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我们成熟了，却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了。

      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昨天中午和她聊了好多。晚上突然忍受不了，在家门口嚎啕大哭起来。直到今晨眼睛还在肿。

      哭于自己不能承认自己不善良了。

      哭于不能接受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只能说明我无法看到最伪善的那一面。

      所以我这种人是注定做不了大事和坏事的。

      因为心实在太软，只能凭卖辛苦获得人生和快乐。

      你怎么知道帮助别人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

      今天谈及生死，突然觉得那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最超脱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一份写意？

      即将出版的一套电影丛书的作者作者之一，漂亮的女博士，已溘然而逝。

      想到年仅而立的她在病榻上完成这样一部研究成果，心里就酸酸的

      眼圈又红了。

      我，太容易动情！  

     记得初中的时候，政治老师就告诉过我们：她郁闷的时候就会干活，吭哧吭哧，干完活，心情就舒畅许多。 
    这么久以来，我很少一下班就按时回家吃饭。回归平静的生活，很无奈，但是居然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以读书、收拾屋子。 
    上周末，去特力屋买了价值一百五十余元的拖把。平均每两天拖一次地板。明天安排打油。现在看我的生活，倒像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媳妇儿。 
    这段时间以来，几乎没有发自内心地灿烂地笑过。同时，今天很SHIT!于是下午的命运也很SHIT!郁闷再次爆发了。 
    居然，拖完地，身上热乎乎地，似乎把积郁都冲掉了。我怎么就这么点追求啊……